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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开周的博客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慈善在1105  

2007-05-21 08:48:00|  分类: 旧闻新读·非历史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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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1105年,农历五月二十九,北宋皇帝赵佶发布了这样一道诏令:

天下承平日久,民既庶矣,而养生送死,尚未能无憾,朕甚悯焉。今鳏寡孤独,既有居养之法以厚穷民;若疾而无医,则为之安济坊;贫而不葬,则为之置漏泽园。

用咱们的话说,就是建国至今,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,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高,但社会保障工作做得还不够,一些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依然不容乐观。为了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发展的成果,感受到社会的关爱,全国上下要通力合作,新建一批居养院、一批安济坊,和一批漏泽园。其中居养院用于慈善救济,安济坊用于慈善医疗,漏泽园用于慈善丧葬。

诏令下发之后不到两年,居养院、安济坊、漏泽园在北宋全境遍地开花,除了名义上归属大宋管辖的几个殖民地外,各路、府、州、县都有了一批官办慈善机构,再加上兼具养老和收容功能的福田院、向贫苦百姓无偿给药的惠民药局、收养弃婴的举子仓和慈幼局等等,构成了一整套慈善系统,空间上覆盖城乡,结构上兼顾几乎所有弱势群体。翻一翻正史,慈善的源头从上古到秦汉遥遥滚来,在这个时刻达到极盛。

然而读到的历史不等于历史,就在赵佶发布诏令的同一年,各地的居养院、安济坊、漏泽园就开始走形式,流民不能获得收容,贫民不能获得救济,所谓的免费医疗变成一纸单方,进入福田院安享晚年的也大多不是孤寡老人,而是有路子有关系的冒名顶替者。汴梁城郊有七处漏泽园,政府划拨土地,军民携手共建,建成后,雇了杂役分片包干,发现饿殍,运回漏泽园安葬,而杂役们为了多拿奖金——当时按安葬的尸体数目发钱,类似计件工资——往往把运回的尸体肢解,使一具变成很多具……隔了九百年往回看,虽然历史的迷雾遮盖了许多真相,但可以想象得到,那些地方官面对层层分解的慈善指标,丝丝地吸冷气,认为留给本级财政的钱本来就不多,再拿出一部分搞慈善,压力挺大。然后他们就从政策中找出对策来了:建居养院时可以虚报工程款,建漏泽园时可以多征几亩地,还可以往安济坊塞一批刚从机关里分流出去的人员,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。可以想象得到,那些经管各项慈善事业的杂役,最初都在动员大会上宣了誓,都在保证书上签了字,嚷嚷着自己是献爱心来的,要做一名无私奉献的义工。后来呢?工资是不能不领的,奖金是不能不分的,公费旅游是不能不参加的,而且变着法的多领、多分、多参加——这样做的不是一个两个,而是大规模、成建制、近似普遍。

这年是1105年,中国的经济实力从未如此之强盛,官办的慈善事业从未如此之发达,在官办慈善中发生的贪污、渎职、走形式也从未如此之普遍。

官方的宣传力度还是蛮大的。九百年前没有先进的马列主义作指导,他们就用孔孟。孔子说:仁者爱人。孟子说:老吾老,以及人之老;幼吾幼,以及人之幼。那是以儒家思想为思想武器的时代,那个时代继续批判着杨朱:杨朱居然主张每个人都以自己的私利行事,只要不乐意,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,这种自私的论调对发展慈善事业是多么不利啊,所以杨朱是禽兽——咱可没有骂人,这是亚圣的原话。

今天看起来,杨朱的自利观很像现代西方之Possessive Individualism,也就是“占有性的个人主义”。两种思想都拿“人人都自私”当基本假设,都认为理性的自私可以引导,可以制造最大的公利。假如杨朱不是生长在春秋战国,而是在今天某所大学里教书,您肯定认为他就是一海龟——那家伙满嘴的资本主义。

再往前追溯一下,您会发现,连孔孟也是资本主义。孔夫子说:仁者爱人。从慈善的角度讲,就是说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必须热心慈善。为什么要热心慈善呢?因为“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,不可以长处乐”(不热心慈善的话,穷日子过不长,富日子也过不长),可见在孔夫子眼里,慈善也有目的(或者说也有理由),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自身长久。孟子更直接:爱人者,人恒爱之;敬人者,人恒敬之——向别人奉献爱心,就是为了让别人向自己奉献爱心。抛开孔孟,看别的诸子,老子认定“为善无近名”,但“可以保身,可以全生,可以养亲,可以尽年”,慈善成了延年益寿的手段。墨子“兼爱无等差”,似乎是真正的大公无私了,但逼问到最后,还是“兼相爱,交相利”这个功利到无耻的理由。

佛家呢?印度佛教初传中土,施善求福的因果报应不必说了,其自私意图之明显,不只像秃子头上的苍蝇,而且像苍蝇头上的秃子。连印度境内的嫡传正宗也在借助慈善行为实现宗教目的,譬如《优婆塞戒经》说:

见贫穷者先当语言:汝能皈依于三宝否?受斋戒否?若言能者,先授三归及斋戒,后从施物。若言不能,复应言语:若不能者,汝能随我说一切法,无常、无我、涅磐寂灭乎?若言能者,复当教之。教已便施。

献爱心之前,先问对方愿不愿皈依三宝,能不能持斋守戒,得到肯定答复,就传教;得到否定答复,就退而求其次,让人家跟着念经。如果人家连念经都不愿意,恐怕就拒绝献爱心了(佛经没说,我只是猜想)。这种慈善是有选择的慈善,近似一铁笊篱,在形式上过滤掉对宗教不利的帮扶对象,只剩下有利的,自私意图饱满欲滴。

罗罗嗦嗦列举这么多,是在帮宋朝人做工作。宋朝人立场坚定,以“圣人之道”为舆论先导,认定慈善工作是至公无私的,是只讲奉献不求回报的,是与自私自利彼此绝缘的,而一旦落实到行动上,却比杨朱还卑鄙。人家杨朱固然不拔自己的毛,也不拔别人的毛,而在漏泽园里肢解尸体的那拨人,连死人的毛也拔了,同时还拔着纳税人的毛(建漏泽园的钱是从财政划拨的)和慈善者的毛(为杂役发奖金用的是“乐输”,也就是捐款)。理论和现实相隔如此遥远,说明那套所谓大公无私的圣人理论只是空话,并不具备指导现实的意义。更何况人家圣人根本就没有讲大公无私,如前所述,孔孟二圣人和老子、墨子他们,都表明了慈善是自利的。

我妄图重构一套理论,这套理论不求好看,也不必具备任何政治意义,但必须实用,换言之,必须能够指导现实。为此我要采用杨朱或者西方启蒙思想家们的基本假设:人皆自私。

人皆自私,也就是每个人做选择时,都会偏爱对自己有利的那个选择。所谓对自己有利,就是能帮自己获得更大的幸福感。其具体表现,可能是财富的增加、地位的提升、美誉的远播,或者生理上的舒适度,抑或一刹那的心平气和、心安理得、心花怒放。孔子吃生菜喝凉水,完了枕着胳膊做梦,也觉得很幸福,他追求的是心平气和。孟子为了“人皆敬之”而敬人,他追求的是好名声。他们都很自私,但不妨碍其行为的高尚性。

再回到1105年。彼时福建民间流行杀婴,号称“生儿不待四,生女不待三”,生得多了养不起,想少生又不懂避孕,就把超出养育能力的婴儿弄死。后来一位俞仲宽先生站了出来,作《戒杀子文》,四处宣讲,又拿出毕生积蓄,捐建慈幼局,“岁月间活以千计”。这位俞先生是位县官,因为善名远播,得到了群众爱戴,上司也很赏识,升了他的官。假定俞某捐建慈幼局就是为了升官、为了博取群众的爱戴,则在旧有的道德系统里面,其光辉形象要打个对折,其实就慈善效果而言,与儒家所谓“出于不忍人之心”的慈善毫无二致。而且即便“出于不忍人之心”,那也是一种自利:通过慈善行为来抚慰自己的不忍。

1105年,慈善是一座本应越建越雄伟的大厦,其地基可以是“人性本善”的理想主义,也可以是“人皆自私”的基本假设。前者好看,但悬在虚空,一捅就破;后者难看,但深埋地下,结实无比。所有地基都是深埋地下的,都是黑暗而阴冷的,我们不能因为这个,就否认它能撑起一座大厦的合理性。

用数学语言来描述,人的幸福感是一个函数,人的选择是该函数的自变量,而选择和幸福感之间的函数关系就是社会所能提供的慈善环境。如果函数曲线是上升的(选择慈善能使幸福感增加),人们就选择慈善;如果函数曲线是下降的(选择不慈善能使幸福感增加),人们就远离慈善。如下图(图略)。

如果多数人的幸福感是由财富数量决定的,那么图A就代表对慈善行为没有税收优惠的环境,在这种环境下,捐献越多,个人财富越少,“不慈善”要比“慈善”获得更大的幸福感,按照“人皆自私”的基本假设,人们将不会积极参与慈善。而图B代表对慈善行为进行税收激励的环境,在这里人们捐得越多,享受的税收减免也越多(美国近似这种环境),“慈善”要比“不慈善”获得更大的幸福感,按照“人皆自私”的基本假设,人们将积极参与慈善。

如果多数人的幸福感是由好名声决定的,那么图A就代表对慈善行为进行道德否定的环境,在这种环境下,做的善事越多,受到的赞誉越少,“不慈善”要比“慈善”获得更大的幸福感,按照“人皆自私”的基本假设,人们将不会积极参与慈善(中世纪贝杜因人的部落近似这种环境,下文将说到)。图B代表对慈善行为进行道德肯定的环境,在这种环境下,做的善事越多,受到的赞誉越多,“慈善”要比“不慈善”获得更大的幸福感,按照“人皆自私”的基本假设,人们将积极参与慈善。

两幅图中都有一条慈善曲线,其中A图的曲线是下降的,代表对慈善行为缺少激励;B图的曲线是上升的,代表对慈善行为有正向的激励措施。在中世纪的阿拉伯沙漠,生活着一群贝杜因人,他们对外抢劫,对内实行较原始的共产主义,也就是说,不存在个人财富,所有财富都是大家的。在这个小社会中,好名声取决于劫掠过往客商的能力,抢得越多,在部落内部越受尊敬,反之越受鄙视。贝杜因部落是对慈善行为缺少激励而且反向激励的典型,相信那种土壤不会结出慈善之果。在1105年,汴梁城郊的漏泽园,主管部门对从事慈善丧葬工作的杂役进行经济奖励:每多埋一具尸体,就多发一笔奖金。对杂役们来讲,选择“慈善”(多埋尸体)要比选择“不慈善”带来更大的幸福感(假定他们的幸福感取决于奖金数量),这里搞的就是一种正向激励,按说这种环境是有利于发展慈善的,但是怎么又出现了肢解尸体虚报数量的荒唐行为呢?根源在于没有监控和惩罚虚报数量、冒领奖金这种虚假慈善的政策,使得杂役们的慈善曲线变成了V字形。如下图(图略)。

 在图C中,多埋尸体、踏实工作可以获得奖金,肢解尸体、瞒报数量也可以获得奖金,而且瞒报比实际工作更轻省,在道德评判缺位、惩罚措施缺位的前提下,杂役们当然要选择瞒报了。

这条曲线同样可以解释发生在慈善中的贪污、渎职、走形式等等行为。在同样是道德评判缺位、惩罚措施缺位的前提下,那些主管官员选择贪污、渎职、走形式,几乎没有风险,而且能比实际的慈善付出获得更多的幸福,他们必然前赴后继地贪污、渎职、走形式。

这一年是1105年,慈善事业从未如此之兴盛,在慈善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也从未如此之复杂。然而所有问题归结起来,无非就是一点:道德评判缺位,惩罚措施缺位,只有粗放的正向激励,而没有严密的、务实的、可操作的监控制度,使得一大批人的慈善曲线变成了V字形——我们又一次提到了惩罚、提到了监控、提到了制度,在柔软而温馨的慈善事业中提这个,似乎不大协调,但是别忘了那个基本假设:人皆自私。慈善之塔建立在自私的地基上,丝毫无损它的高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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